第一章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
第三节 宋、辽、金、元时期雕印术的广泛应用
一、蓬勃发展的雕印业
雕版印刷发展到北宋时期从物质资料看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隋大业三年的木刻加彩佛像到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再到唐后期王玠的《金刚经扉画》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古代雕版艺术初期时的发展速度。王玠做为一普通百姓废银造像能有如此精彩，可说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不只是在达官贵人的层面上流传，而是已经在当时的雕印业有了相当的水平。因此，从发展史角度说，唐代必然是给宋代总结了相当的经验。
在宋代由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上的需要，促成了对版画印刷业发展的局势。我国很多重大的发明说明了宋代变化科学及手工业的已有很大成就。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对雕印业更是推波助澜，不但大大增加了图书画卷的印刷量，同时也使画面版式以及印刷物种类空前广泛。
如果将中国10世纪至14世纪的工商业状况与欧洲同时期相比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为当时的水准而骄傲。宋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点，在于民间通俗文化大量开发，地方戏曲、“活木”、“散令”、“小说”都与雕版印业的发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也形成了互相推动的作用。
那时有很多府地及重镇都兴起了很多雕坊、印行，如河南的开封、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州、浙江的杭州等地。后来逐渐向北方发展，如山西的干阳。至元代发展到北京。这些地区雕印业的发展是与历史有关的。西夏时期吴越国王雕印《宝箧陀罗尼经》数十万卷，应该说无论是雕工还是印行都需要很大规模。四川的发达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如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银，雇工开雕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三卷，后蜀贵族刻版印《九经》等也可见当时雕印业实力之大。做为北宋时期的都城汴梁，更是需要大量的印刷推行当时政治思想。由此可知在这样的基础上雕版业能够再度繁荣也是必然的。
由于民众文化的不断提高，在民间需要大量的“小说”、“曲令”等通俗印刷物，到南宋时期在很多地区都已聚集了很多刻印摊铺，宋事南迁使杭州（临安）的雕版事业更加发达，那时杭州城的大小街道都有刻印书册的铺坊，福建的建阳盛产纸张有方便用纸之宜，因而在雕印业上也非常发达。有可考在《建阳地志》中专有一张印坊图，说明了这些地区印刷的兴盛程度。
四川眉州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文化方面的疏通自然更多，需要发达的印刷业。著名的“开宝藏”便是在成都由一批精良雕印工耗时十二年雕印成五千卷之多的大部佛经。因此对周围地区的印刷业有着重要影响。
据历史现存资料考证，每个时期的雕印品，都反映不同的面貌。如果说用同一类型的内容更能加以比较。如经卷扉页画题材，无论是私人雕印，还是官方雕印，大都占有财力上的优势。选择优良纸张，上乘印料，式请优秀画家和雕印技术完成经卷扉画的刻印工作，因此使得扉画的雕印水准不断提高。雕印前画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如日本京都清凉寺所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应是目前现存最早的宋代雕印经卷（图3—1）此扉页画刻有确切的年代及题记“高邮军弟子吴守真舍净财开此版印施上答四恩三友下酬生身父母然保自身雍熙二年六月日纪”（公元985年），此扉页面的发现，可看到宋代初期的扉画特点，是代表着当时较高水平的经卷画作，因为此经卷是日本僧人于雍熙元年渡海来中国，受到宋太宗的召见所求的的大藏经及新泽经四十一卷。此卷及扉页画即日本僧人所带回日本的经卷中的一种。此幅扉画虽雕印工致且保存完整，但从绘画角度分析画面布局平散，整个场面缺少层次关系，画面没有形成很好的空间关系，并且从构图形式上也缺少组织变化。较之唐代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扉画，显得单薄且不够生动，场面也缺少宏大之感，这是因为所选画工而致。但仔细分析其雕工则奏刀有法，具有相当的水平。
宋代的大部分雕版画虽大多与佛教内容有关但已多为民间所用。如寺庙中的灵签，据考证当时已有数十种。南宋版的《天竺灵签》下有签文，上为图释、中间为图，插图虽与佛教有关但描绘完全是生活化的场景。
谈及宋代雕印术的发展往往易被取代了辽、金的作品。一些与宋代并存的北方地区有很多的雕坊印行。如西京道云州（大同），应洲（应县），南京道涿洲（河北涿县）及五台山等地，在南京有专门的印经院，其规模非常可观，当今有发现的四十多卷辽代刻经。据分析辽代经卷纸张优良、坚韧厚重，字体、雕工，乃至版式、装潢都反映了很高的水平。
从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释迦塑像腹内发现的辽代《妙法莲华经》卷四的经变扉画（图3—2）
此版画空间安排合理、意境神妙、富有引人入境之感，观其雕工印刷，可称精品之作。
二、早期的独幅画
在整个木版画的现存资料中发现，宋元时期的有些版画幅远远超出了经卷扉画的尺寸。且没有其它经文相配。而是从经卷的扉页画或是插图的形式中独立出来。很多人将这种形式的画称做独幅版画，其意义与现代的一版只能印一幅画的意义不同。这里所指为独立使用之意，这个时期的独幅画内容大多是与佛教有关的经变图，为还时供养之用。据记载，少数与佛教内容无关的作品也有开始出现，发展到南宋时期已有专供张贴欣赏用的版画了。这种只供欣赏用的作品到今天还在延用。
在近代的发现中北宋早期的独幅版画常有发现，其中比较早期的作品当为1954年在日本京都清凉寺梅檀佛像腹内发现的《弥勒菩萨像》（彩图3—3）。此版画纵53.6厘米，横38.3厘米，画面残损，但整个画面构图平稳，疏密有致，线条繁简得当，人物造型端庄而丰腴，有承袭唐代之风。画面主体造型饰繁密的花纹而成为大片灰色与空白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关系。上部飞天仕女婆娑升空，线条飞动流畅，巧妙的成为动静关系。在这幅画中尤为珍贵的是印有四处题记，并清楚的标明了画家人名、雕工及雕印年代，为今天研究宋代的雕版艺术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此图的右上方题有“待诏高文进画”这使我们对这幅画的品位有了一定知识。因为高文进是北宋时期的一位享有盛名的绘画大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此图画稿出自他手，应属当时最高品位的版画作品与普通民间画师相比当然距离较大。此画左上端题有“越州僧知礼雕”越州应是今天的绍兴一带，当时也属雕印业发达之地，技艺精良的雕工聚集于此。选优秀者为大画家画稿雕刻印版也是情中之理。况且为宫所用之物。从画幅尺寸来看，当属独幅画。这幅作品的发现不仅对中国印刷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而且中国佛像造型的研究亦有很高价值。
又如1974年在应县木塔释迦像腹内发现的几幅辽代版画。其中一幅《药师琉璃佛说法图》（彩图3—4）雕版印刷，后着色，这幅画尺寸较大，纵77厘米，横36.5厘米，发现时上端有较细的竹条天杆，下端有荆条地杆。可见是为悬挂之用。此幅画描绘了药师佛向胁侍及十二药叉大将说法的场面。在资料中有关系药师的画卷极少，此幅画线条较粗，但人物造型神态各异，非常生活，是早期独幅画中有优秀的作品。
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辽于1127年，俘虏了宋徽宗，挥戈南下统治了淮水以北。因获得大量北宋财富而巩固了金朝的经济，金代的平阳府即是当时印刷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本世纪初在甘肃省黑水城发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也称“四美图”（图3—5）是早期具有重要美学价值的稀世真品。是俄国柯基洛夫在甘肃黑水城发掘所得，后带往俄国。此作品现存于亚历山大博物馆。
据世纪初见过此画照片的日本版本学家分析，此画人物丰腰肥躯，丰颊圆颌，看其画中太湖石的排置，似北宋宣和时代特征。故而断定此画最迟在南宋，由此也可以看出，此画在世纪初即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幅版画为竖幅纵二尺五寸，横约一尺余。（此尺寸应按日式尺子换算）画中有四人物中为王昭君、赵飞燕、左边人物为班姬、右边为绿珠（晋代），身着唐装，头饰画冠，似漫步闲庭，观赏景色。背景为花园景色，有花卉簇拥身旁，四人物旁都有“题榜”画幅上端刻有“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十个字。画的左上方的线框内刻有“平阳姬家雕印”六字。画面四周有繁密的花纹图案，画上端饰有双凤，佩两条飘带。如此精美的装饰边缘，当为一种装饰画作的形式，似以次取代宋宣和裱工的效果，上方的两条饰也应是宣和裱上的“惊燕”。画的上饰大于下饰也是当时的一个裱画特征，可成为此画断定年代的一个根据。此宋末年中原地区多有战事，惟有山西临汾一带太平无事，故很多异地印坊会聚于此。因而也即成为了具有雄厚实力的雕印中心，因此在平阳地区发现《四美图》这样的惊世之作也是合理的。
据有关学者推断，此画应为失群作品，因汉市至唐时期就有“画对”的形式，也是传统的通习。比如民间门神画的郁垒、神荼、秦叔宝、尉迟恭都为成对而用。
此画从人物造型及表现的衣纹用线来看，生动而流畅，人物神情顾盼有应，承袭北宋著名释道鬼神画家武宗元的《朝元仙图使》中的人物特征及绘画风格，也当为出色的画家作品。但无证可考。
画中的“平阳姬家雕印”可断定为山西临汾地区雕印，而发现此画地点为西夏时代的黑水城，这证明了当时印刷数量之大，以及流传之远。
另一幅可称为精绝的版画是1973年在西安碑林发现的《东方朔盗桃》（图3—6）
从画面分析，此图有印坊萃集的平水地区的风格，当也为金代作品。画面有颜色。据有关文献说此画“阳刻，用淡墨、浓墨及浅绿色套印。左上书“吴道子笔”，字下有阴文篆书朱色的“道子之印”长方形剪贴印章一方。由此可说，这是彩色套印作品了。但现在无彩色图片资料论证。是否为套印，从雕印史上说关系重大。故尚待考证定论。如此画中深色衣服带子的衣纹分析，应是阴阳两种兼用的刻法。此画取材于民间传说，传说东方朔是汉武帝的待诏官，其从天宫盗得鲜桃如食之寿命可达千年。因此其内容有祝寿之意。
再一幅《义勇武安王位图》（图3—7）是与《四美图》同时发现的，此幅作品构图章法比较以往作品颇有新意，画面生动活泼，有流动之感，而且前后人物也有一定的透视关系。人物造型结构准确，画面中的气氛也颇显生活化。可见在金代的木版画以有了新的突破，独幅画更接近人们生活，从而也显示了当时印刷物的题材内容逐渐丰富。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独幅画多与佛教内容有关。而到南宋，内容则多有民间传说，且成为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三、取材广泛的雕印书籍插图
宋元期间雕版艺术无论是独幅画还是各类民用印刷物，不仅在内容上已脱离了佛教内容的局限，而且在雕印技术上也有一定的突破。从现存的资料看，在取材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所涉及的内容空前广泛。尤其是书籍类中精美的版画插图，显得更为通俗化了。民间的通俗读物种类繁多，如历史、地理、园林、历书、小说、书画、考古等等书籍，大多配有版画插图。由此可见，宋元时期雕印业已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并已成主流文化。如《烈女传》、《天竺灵签》、《梅花喜神谱》、《欧阳文忠公集》（图3—8）、《有虞氏韶乐之图》（图3—9）、《铜人腧穴针灸图》
（图3—10）、《金刚经注》（图3—11）、《新编对相四言》（图3—12）、《饮膳正要》（图3—13）、《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图3—14）等等，衣、食、住、行、礼、教诸方面都有涉及。说明了这段雕版业所印内容之广泛。这些版画插图比起佛教卷画更具人情味道，且有很强的实用价值。这种插图版画的出现与盛兴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绝非偶然的。早在唐以前的小说即有插图，不过是手绘而已，但其绘画形式对后来宋？的雕印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烈女传》为汉代刘向所撰，文献记载“向为汉成帝光禄大夫，当赵后婕好嬖宠时，奏此书以讽宫中”其中内容是宣扬封建时期对妇女的礼教。同时也赞扬的妇女的品质。《烈女传》在中国的书籍中早有出现，是因为中国封建礼制的需要，这本书在北宋以后的历代都有印刷出版及至清代。
据考宋版《烈女传》始刻于北京嘉祐八年（1063年）》目前只能见到影印本相传。其中插图为晋代顾恺之所绘，可能历经多代摹写，以不见顾氏之风。余传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共八卷，内有插图一百二十三幅，为上图下文版式，其中有的文多而将图缩小（图3—15）可见当时处理图文关系有着很强的灵活性。
宋本《天竺灵签》每页也图文各半，人物造型非常生活，反映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图3—16）。此本《天竺灵签》图型大，且人物形象生动，构图有趣，雕印的也非常成功是一部非常难得的插图精品。
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3）的《梅花喜神谱》是第一部雕印的画谱（图3—17）。是当时出现的一种独创书籍形式。作者宋伯仁时为盐运司属官，此谱如此别有新意，是作者对梅花生长开放的不同形态都进行有步骤的勾画，并进行对生长过程详尽描述。此书分上、下两卷，其中包罗了梅花所有造型，及生长内容、可见作者的匠心所在。延祐末年，元代画家李衍所编绘的《竹谱》其形式与《梅花喜神谱》非常近似，可见宋伯仁的“梅谱”影响之大。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磨合让我读懂很多生活的语言，风虽改变了方向，却没有改变我的行程-----
来源网址：_感谢独茂兰石授权转载，再转请保留本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