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蔡元培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52年，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对院系进行调整，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学科全遭裁撤；1977年，高考恢复，中国大学精神中兴。如今，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却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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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早的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办的教会大学。鼎盛时期，全国教会大学有21所。教会大学最初的目的是为传播宗教，后来逐渐与中国社会适应。比如，圣约翰大学校训有出自论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图为1907年北京汇文大学堂毕业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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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变法后，京师大学堂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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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更多国立大学出现。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分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图为1907年，即将赴日本留学的山西大学堂学生与教师合影。摄影：乔治·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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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等学堂也于1902年成立，该校由四川总督1896年创办的西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发展而来。图为1912年冬，四川高等学堂读书的学生，该校为今四川大学前身。摄影：Luther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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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创办于1888年，1918年定名岭南大学，由美国人任学校监督。岭南大学校训为“今之学者为人”。图为清末岭南学堂的算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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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大学校在并入燕京大学大学之前也是一所独立的教会大学；并入燕京后原校址留下大学预科和中学两部，定名为“汇文学校”。1927年，汇文以“智仁勇”作为校训。蔡元培以《中庸》原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题释之。图为1920年，大学预科部的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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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由美国人创立于1913年。这所学校的校训是“厚生”，校长吴贻芳解释：“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图为1920年图书馆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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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是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她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最著名的校长就是司徒雷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纷纷内迁之际，燕大选择了留在沦陷区，成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图为1922年燕京大学门口的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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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时的燕京大学有“南齐北燕”之美誉的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办学初期宗教气氛十分浓郁，1929年后办学目标修改为“培养学生具有爱、服务和牺牲的精神，造就学生具有崇高的品质，提供专业的训练，满足社会需要。”图为1941年做实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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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罗家伦就任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图为1936年，中央大学美术教授张书旂的女弟子在观看他作画。罗寄梅/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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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一些学生正排演话剧。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原名国立戏剧学校，1935年10月南京建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为办学宗旨。抗战爆炸后迁往长沙，隔年再迁往重庆，隶属教育部，1946年始迁回南京。秦风照相馆/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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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许多大学南迁，也有一部分选择原地坚守。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学校没有被日军占领，学生课余生活都比较丰富多彩。图为1941年，齐鲁大学，未南迁而留校的学生们在打球。抗战爆发后，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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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915年的教会大学，"博爱、牺牲、服务"是协大校训。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协大就在1938年五月迁到闽北山城邵武。群山环抱中的邵武，便成为战时的文化城。图为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女生在宿舍里，有的看书，有的练琴，有的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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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士兵闯入燕南园，逮捕了一些教师送到集中营中关押四年之久。燕园成了日军伤兵疗养的医院。图为1947年，光复后的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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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一首缔造的。他曾说：“我宁叫日本人像炸南开大学一样把燕京大学炸掉，也决不会同他们合作来贻我们全体学生之羞。”被赶出校门的燕京师生，并没有惊惶四散，他们相互提携辗转奔赴成都华西坝。图为1947年燕京大学女生在餐厅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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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同在成都华西坝的还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这就是长达九年的“五大学联合时期”。一种独特的大学模式应运而生------各校教师允许跨校讲学，学生允许校际间任意选课，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图为1948年，金陵女子大学体育舞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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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生绝大部分是富裕家庭出生衣食无忧可一心向学。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图为1941年，齐鲁大学，未南迁而留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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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的纪元。蔡元培提倡“教育独立”，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为此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图为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在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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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教授治校。1919年5月4日当天，蔡元培没有参加游行，但他同情学生。蔡元培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但他仍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图为1919年6月，参加游行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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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胡适提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图文1935年，上街游行的大学生。供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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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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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图为1946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内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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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图为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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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胡适、蒋梦麟、梅贻琦都去了台北。1952年，新中国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调整，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全部裁撤。图为1950年12月，在反美爱国抗议奥斯汀运动中，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员工反美爱国大会。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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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政府缺少办学经验，非常倚重苏联专家的帮助。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办学模式。图为五十年代末期，苏联专家别里绍夫在清华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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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学院系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全部被取消。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图为1956年，大连，大学生宿舍里的朗诵表演，其中几个女生穿着布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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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分裂以后，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毛泽东号召学制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图为1966年10月，北京，湖北大学红卫兵长征队离京前在天安门前宣誓。蒋铎/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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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图为1970年，清华大学欢迎工农兵新学员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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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高考恢复，成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作出这一决策的，是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于千头万绪中抓住恢复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为扭转教育战线混乱局面乃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图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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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图为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FOTOE/王文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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